[内容提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国外学者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学者从多角度研究并提出，新时代之所以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抵御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纠正日益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重建弱化了的意识形态，重塑新时代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整合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提升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也会迟滞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并给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来威胁。在此基础上，必须明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需要，也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需要，更是新时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需要。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软实力；制度认同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论。普鸣指出：“在孔子传统被排斥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正在目睹中国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历史正被积极地辩论、重新解释和重新利用。情况将会如何发展还很难说，但这是一场值得密切关注的辩论。从这些辩论中将衍生什么样的孔子，以及如何理解当前时代与早期历史的关系，将对中国未来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其在世界上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卜光认为，新时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要为曾经被马克思主义批评和鄙视的儒家思想正名，并指出《论语》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的治国宝典。多米尼克·德·拉姆布雷斯也认为，通过《易经》而不是《共产党宣言》，似乎更容易理解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可以说，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国外学者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

对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作出了解读，认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为了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纠正日益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强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弱化了的意识形态，重塑新时代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1.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因为他意识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可能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果不能有效抵制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那么中国也将重蹈苏联覆辙，为“历史终结论”提供最有力的一份证据。他们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真正抵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重新登场，将成为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冲击的关键。詹妮弗·哈伯特认为，习近平强调“孔子”，并出席孔子诞辰庆典，这与其说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接触，不如说是为了抵御西方个人自由和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传播的一种反应。普鸣也指出：“如果说孔子是毛泽东眼中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最背道而驰的人物”，那么新时代则“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可以替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物”。威廉·卡拉汉在《历史、传统与中国梦》一文中也多次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并不合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就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即自由主义、西方和美国。而在明克胜看来，弘扬传统文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提升民族自豪感，提升民族自豪感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最终还是为了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总之，在国外学者看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警惕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冲击，他鄙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强调“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在中国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并指出将西方模式强加于中国古代文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使中国民众对个人自由和民主等西方政治思想产生免疫。

2.纠正日益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

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在进入新时代以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传统道德观念来纠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道德危机。兰斯·戈尔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道德受到巨大冲击，包括意识形态困惑、价值多元、纪律涣散、贪污腐败等，而由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还不成熟，就不得不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拯救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国外学者指出，要纠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道德危机，中国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能仅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还必须借助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一方面，普鸣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转向一种极端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迎来一个非同寻常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同时也造成因收入极度不平等而加剧的社会两极化局面。至21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自觉性的讨论，议题有关中国是否已经失去其价值观，以及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一切都只是关乎财富和权力的世界。就在这场争论中，孔子回归了”。另一方面，普鸣指出，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回归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试图效仿的对象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由官员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和法律体系，以及民众的道德治理的精英统治，是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而“这种儒家的观点也被认为是对抗西方正在实行的个人主义和非道德的现代性的手段”。因此，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儒学的回归同样是为了对抗在改革开放以后日益盛行的西方个人主义和非道德现象的手段。可以说，新加坡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学习的对象，只不过由于担心弘扬传统文化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知，进而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展现中国对西方的开放形象，中国传统文化悄然退居幕后。而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又开始大力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就在于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无须再担心西方国家对中国弘扬传统文化的疑虑，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此开始从幕后重返台前，着力为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最符合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念的道德养分。

3.重建逐步弱化的意识形态

新时代高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有些国外学者看来，主要目的是为了重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弱化了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指出，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在为将儒家思想引入党的意识形态做准备，而把儒家思想引入意识形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因为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信仰来填补三十年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真空。中国领导人希望这些努力（回归传统）有助于国家稳定，并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素材，为21世纪的中国打造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时，弘扬传统文化还可以克服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精神真空，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创造一个稳固的思想观念基础。

在国外学者看来，党的十八大以后之所以高度弘扬传统文化，是要借用传统文化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现“再意识形态化”，建立一种基于民族主义基础之上、与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新意识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经让位于市场和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执政党，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了；但是，就当前中国的官方话语而言，今天最有趣的趋势可能不是去意识形态化，而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日益自信的传播，这种意识形态自觉地准备与西方民主多元主义做斗争，并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被视为自己的对手。他们认为，为了在全球化时代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裴杰认为，邓小平在1979年启动了中国的市场改革，但进入新时代以后却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并将它们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克里斯托弗·福特也认为，新时代的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儒家话语，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强调“中国性”的主题，主要是为了回应其内部挑战，即对西方政治理想的“精神污染”造成的观念颠覆的持续恐惧，所以，中国共产党才日益“东方化”自身及其政治话语。

4.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还有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弘扬传统文化，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借传统文化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随着共产主义教条和中国式资本主义逐渐失去吸引力，中国共产党需要新的思想基础，需要通过把党重塑为5000年文明的继承者，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新时代中国的总体战略是重新包装儒家思想，使其制度化，并将其融入当前的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提供进一步的合理性，使中国的政治制度继续为社会所接受，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进一步合法化，并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之所以要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来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这些国外学者看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其真正的合法性，既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来自纯粹的经济增长，而是党的道德权威。克里·布朗认为，具有道德权威是党的潜在力量的核心源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党把自己置于正义和反对压迫的一方，从而获得了道德权威，因此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道德权威被长期的“左”倾行为和随后的改革开放削弱，早期的正义叙事被遗忘了很多。而新时代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新获取道德资源，重塑党的道德权威，进而筑牢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用以维护自己合法性统治的工具，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真的要用传统文化来治理国家。这种通过选择性地引用历史上的准儒家概念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进行辩护，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流行起来,只不过在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意义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真的要恢复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要借用儒家思想的外衣，把儒学中关于等级、权威的理论拿过来维护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他们还特别用了一个词汇“准儒学”，来强调新时代中国所要恢复的并不是真正的传统儒家思想，而不过是一个工具意义上的儒学。

二、国外学者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影响

在国外学者看来，高度弘扬传统文化意味着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巨大转变，这必将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带来重要影响。在国外学者看来，传统文化将成为新时代凝聚中国社会的黏合剂，并有助于提升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弘扬传统文化也将迟滞中国的政治改革，并对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世界秩序带来威胁。

1.凝聚新时代的中国社会

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12年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自由主义，都不能把中国社会凝聚起来，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整合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明克胜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正试图寻找一种方法，重新建立中国古典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卜光也认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外人看来是不合逻辑的，但这可能是弥补治理能力不足的一种手段，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当前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也是一个不稳定时期，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有可能出现激化，因此新时代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决定在保留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化民族主义、弘扬传统文化。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传统文化对建立权威、维护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作为新的社会黏合剂。兰斯·戈尔认为，习近平意识到仅靠制度不足以遏制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的物质世界的巨大诱惑，但可以从传统的儒家规范、家庭教育、乡村民俗和道德理想中汲取智慧，这些道德理想支撑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儒家政治秩序。按照这些道德理想要求，今天的共产党人则应该成为过去的士大夫和乡贤，发挥他们在新时代社会中的凝聚力量。

2.提升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源泉。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而“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对此，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渴望能够在价值观和实力的基础上塑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形象，然而，在国际社会毛泽东思想不受欢迎，共产主义也不受欢迎，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市场。因此，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要着力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只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发挥本身的力量。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都是中国共产党刻意为之的结果，具有深深的政治烙印，失去了自身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也失去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恰如在21世纪的全球思想市场上，即使是一场出色的营销活动也不太可能帮助一个声名狼藉的小贩向消息灵通的买家出售没有吸引力的商品。当然，这种观点非常片面，也带有明显的偏见。对于多数研究中国的国外学者来说，他们还是客观地认为，在硬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文明国家来寻求影响力是有道理的，与塞缪尔·亨廷顿及其追随者提出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直强调中华文明是和平、尊重、和谐的源泉。在他们看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3.迟滞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进程

除了肯定弘扬传统文化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积极作用以外，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后，反映了新时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不可能再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也必将随着传统价值观念的复兴而受到影响。有学者认为，重回传统可能进一步加剧思想的封闭，从而削弱国家的活力。在回归历史的过程中，中国可能面临重蹈覆辙的风险。由于儒学在过去一直被视为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根基，诚如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所言：“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因此，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本质上不是专制的，但在现实中却总是被统治者用来维护专制政治，从而事实上与民主政治是对立的。克里斯托弗·福特认为，新孔派的理论与威权国家的自我辩护相结合是值得强调的，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新孔派具有明确的反民主精神。《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文章也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是幸福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某种意义上体现着国家对个人权利剥夺的尝试。所以，在国外学者看来，新时代弘扬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为了强调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削弱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意识，也可以说是在思想观念上否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根基，这自然也意味着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停滞。

4.威胁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世界秩序

新时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为了配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同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克里斯托弗·福特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在准备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以在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战场上取得优势。

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新时代高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对现存的自由民主世界秩序带来威胁。威廉·卡拉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重塑国际机构规则和规范的重要思想资源。也就是说，新时代强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而是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来重塑世界。在国外学者看来，如果“北京共识”所肯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那么“一带一路”所代表的帝国话语甚至试图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来取代几个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支配下的国际秩序。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民主的组织形式不仅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政府形式，而且实际上是对世界和谐秩序的一种威胁，应该予以消除”。新儒学不仅是为中国的制度辩护，还要为整个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建立在一元论、等级制度、王道基础上的儒家权威范式。

三、正确认识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关于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种观点，虽然有些比较中肯，但也有许多不够客观之处，不仅给国际社会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来一些误解，也对我们全面认识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一定干扰。要回应国外学者对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种不同观点，需要全面澄清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1.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高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兰斯·戈尔认为，在中国，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将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以及自由主义理想共同构成。这三者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多余之处应予摒弃。要筛选出这三种资源中积极的一面，抛弃其糟粕性的一面。而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保留积极一面，抛弃落后一面，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智慧。

客观来说，新时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的思路。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涵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在坚守道德底线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于己为善，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君子忧道不忧贫，要恪守良知，做到俯仰无愧。在树立道德理想方面，强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要止于至善，有社会责任感，追求崇高理想和完美人格，倡导兼善天下、利济苍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做君子、成圣贤。所以，可以充分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核心价值观的缺失，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所以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初的着眼点，就是要从涵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解决治国理政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

2.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而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首先需要讲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如果不了解历史的中国，就不可能理解新时代的中国。而要了解历史的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托克维尔指出：“一个民族，最难改变的首先是习惯……，美国的社会制度就像是一幅油画，呈现在表面的是民主，倘若将其一层层剥离开来，贵族制度的色彩便会逐步展现出来。”当代中国亦是如此，呈现在表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倘若将其一层层剥离开来，其背后除了社会主义，还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诚如托克维尔所言：“在当今美国，任何一个公民见解，任何一种社会习俗，任何一项法律，甚至任何一件单独的事件，都能从美国社会创建的原点找到合理的解释。”把这句话用到新时代的中国，也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所有中国特色，也都可以从中国传统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国际社会要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我们要向国际社会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也首先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从这一点来说，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的了解，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从传统文化出发做到“四个讲清楚”，即“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除了“四个讲清楚”以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中国的三个独特，即“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三个独特”的第一点，就是强调要了解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

3.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需要

理解是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要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历史，还需要深刻理解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就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把钥匙。

就国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中国政治制度来说，如果不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根本不能理解它的合理性。对于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这个问题，一些国外学者也意识到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才能进行合理的解释。兰斯·戈尔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契约并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带有所谓自然状态的假设。中国的政治史是由家族范式决定的，中国官员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互为父母”。普通百姓称呼政府官员是“父母官”，而政府官员则称普通百姓为他们的衣食父母。因此，对于官员和百姓来说，他们都要对彼此负责，而只要他们对彼此负责，这种契约关系就始终是稳定的，因为没有人会抛弃对自己负责的“父母”。兰斯·戈尔还认为，儒家思想带来了一整套道德规范，人民对政府要服从和忠诚，而政府要为人民负责，为人民维护正义和公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今天的中国其实依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不需要人民投票的情况下，仍在努力消除贫困。这里的动机主要是一种责任感,也就是说,统治者有责任保护他的子民。根据儒家思想，如果政府不能履行责任，人民有权推翻不遵守契约的统治者，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人民有权反抗。根据兰斯·戈尔的分析，中国人民为什么70多年来都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出反抗或者质疑，就在于在人民看来，中国共产党这70年间从来都没有违背过对人民的承诺，也就是西方所说的党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其实已经明确了党与人民之间契约的最重要的内容，只要党没有违背这个宗旨，人民就不会抛弃或反对党。实现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契约，中国人民之所以在70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始终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完成了对人民的承诺，用西方的话语来说，就是很好地履行了契约。因此，中国人民不是没有权利去反对党的领导，而之所以没有反对，是因为人民相信党，愿意让党继续执政下去，去完成党与人民的下一个契约。既然双方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对于人民来说，又怎么会打破这种默契，把自己的未来置于一个不稳定或不可预知的状况呢？所以，如果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并且能够继续长期执政下去，就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多一分认同。

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当前世界面临许多共同性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西方思维模式，这些问题已经陷入死结，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经验和智慧。客观来说，对于解决一些世界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更有优势。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是基于处理一些世界性问题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西方文化的地域局限和经验局限十分明显。钱穆曾指出：“孔子周游天下，苏格拉底则为一雅典人，其足迹或未出雅典一步。则此两人见闻之广狭，心胸之宽窄，宜亦即此可推。如柏拉图，或足迹囿于雅典一市。而中国先秦诸子，则极少终其身只拘于一乡一里，一城一市之内者。惟道家如庄周，或不喜远行，然其宾朋往来如惠施，则终为一天下士”，“故中国得成就其为一中国，而希腊则终为一希腊”。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是基于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对于处理世界性问题具有突出的经验优势。所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为治国理政提供智慧以外，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的重要启示，包括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等等，都能够为解决当前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方法和智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专门指出：“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现在，国际上出现‘中华文化热’、‘孔子热’，很多人都在探讨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这也表明了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更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钱穆于《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中曾经提出，中国社会发展必然要立足中国传统，走自己的道路。他指出：“姑无论西方社会亦以临必变之际，而邯郸学步，一变故常，外袭他人，事亦不易。即谓有成，亦不啻亡天下以求存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或终有理想之新士出，以领导吾国人，从四千年旧传统中，获得一适应当前之新出路，则诚所馨香以祷矣。”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希望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出路，诚如他自己所强调的“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作者简介：刘爱武，yl23455永利教授。

原发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排版/李云峰

审核/肖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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